单伟建

单伟建是太盟投资集团（PAG）的联合创办人兼执行董事长。他早年曾在内蒙古戈壁滩务农，后赴美求学，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，并曾任教于沃顿商学院，此后转入投资界。执掌新桥资本期间，他主导收购韩国第一银行与深圳发展银行，记录这两大案例的《金钱博弈》和《金钱风云》两书至今畅销。如今他掌舵的太盟管理资产超过550亿美元，近年牵头完成对万达商管的重大战略投资，再度为市场所瞩目。

单伟建的思考并不限于金融。2026年4月2日，他做客中欧北京校区，围绕中国如何走出“通往现代之路”进行分享，并与中欧经济学教授兰小欢就宏观经济、消费与房地产、人工智能及企业出海等话题展开对话。他提到自己正在修改一本新书，主题即“通往现代之路”，写作的出发点是一个他称之为“悖论”的现象：中国2024年人均GDP约1.3万美元，全球排名第73位，与墨西哥、马来西亚等国处于同一梯队，仍属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，在半导体、光刻机、商用飞机发动机等领域仍在追赶；但中国同时拥有全世界最好的高铁、自动化的码头、规模巨大的机场、桥梁和超级工厂，电动车产量连续多年稳居全球第一，生物技术领域也发展迅速。

为解释这一现象，单伟建回顾了在伯克利读博期间的思考。他总结出一个国家成为全球科技中心必须具备五个条件：人才的聚集；顶级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的聚集；充足的风险资本；深度加工制造的能力；以及同一货币、同一语言、同一文化、同一法律制度下的巨大单一市场。他认为，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，全世界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只有美国，硅谷因而成为独一无二的“美国现象”，而当时的中国几乎一项都不具备。他判断今天中国已成为同时具备这五个条件的国家：每年STEM专业毕业生超过500万，科技人力资源总量和研发人员总量居世界第一；拥有中科院等科研机构，在荷兰莱顿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中心发布的2025全球高校排名中，浙江大学居首，前十名中有八所中国高校；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比例已从不到5%升至约30%；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在2018年已超过美国。由此他认为，中国和美国已成为全球仅有的两个科技创新中心，未来的增长要依靠生产效率的提高和科技驱动。

在宏观经济方面，单伟建援引数据指出，中国GDP增速2023年为5.2%、2024年为5%、2025年为5%。他分析称，2023年5.2%的增长中82.5%由消费贡献，净出口为-11.4%，增长质量较高；而2025年消费贡献降至52%，净出口贡献32.7%，货物顺差超过1万亿美元，增长过度依赖出口，质量相对差一些。他指出，中国家庭资产的大头是房地产，房价下跌20%至30%使家庭资产负债表缩水，压低消费意愿；过去五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.4%，同期居民人民币存款年均增速约13%，到2025年底居民存款总额超过160万亿元，而当年GDP为140万亿元。他认为中国必须从依赖出口、依赖投资转向依赖消费，并表示自己十年前即持此看法。

单伟建进一步阐述，早在2009年他就发表《学会花钱》一文，旨在引起对消费过低问题的关注，但他认为劝老百姓花钱从学术角度看并无道理，解决消费过低问题需在宏观政策上发力。他分析称，中国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仅20%多，计入地方政府法定和隐性债务后政府负债率为68.7%，按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口径包含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后约为GDP的120%，而日本约250%、美国约130%。他强调，在全球主要大国中，中国是唯一政府部门净资产为正的国家，中央政府债务外币占比不到1.1%，离岸人民币债券收益率普遍在2%以下，主权债务结构稳健，不存在偿付风险，但举债能力尚未充分利用。因此，他认为中央制定的5%增长目标一定能达到，而且应该定得更高，中国完全有潜力增长得更快。

在投资策略上，单伟建表示不投制造业，因为竞争过于激烈、利润率过低，也不投出口企业，认为那种增长难以持续；他投的是针对消费的头部企业，理由是头部企业拥有市场份额、品牌、规模、科技等护城河。关于万达项目，他说明太盟投资的并非房地产，而是轻资产运营管理的“小商管”，万达自身持有商场和物业的“大商管”另有所属。据其介绍，双方于2023年12月签订重组框架协议，由太盟与大连万达商管共同设立大连新达盟，负责轻资产运营管理的珠海万达商管被划入其下；2024年，太盟又牵头多家投资方追加600亿元资金，各方合计持股六成，太盟由此掌握主要控制权。太盟在全国管理约530个商场，为全球规模最大，但不拥有这些商场，只收取部分租金，最关心出租率，目前出租率在97%以上，上一年税后净利润约80亿元人民币。他解释，每年有20至30个新商场加入管理，单个新商场通常需要一两年甚至更长时间才能装满租户，而管理500多家商场形成的规模优势使新商场尚未开业便已装满租户。

关于房地产市场，单伟建认为房地产仍然至关重要，消费增长乏力很大程度上源于家庭资产负债表缩水，房地产止跌回稳将对消费增长大有帮助。他判断当前房地产市场基本见底，依据是全国范围内房地产出租收益率约为2.8%（不同城市存在差异，一线城市平均约2.0%），而国债收益率约为1.8%，投资房地产比投资国债更划算。他还认为，限购本是为给过热的市场降温而设，如今市场转冷仍保留限购，只会加重困境；鉴于各地已陆续不同程度放松，现在应当全面取消限购。他主张区分以长期持有为目的的购房与短期“炒作”，并认为这一点并不难办到，可行的办法是对短期交易额外征税、抬高其成本，让投机无利可图。此外，他认为新房“限跌令”同样妨碍楼市稳定：人为将售价维持在市值之上，结果是有价无市；与其拖延，不如尽早取消限跌令，允许降价促销、加快去库存，楼市颓势才能尽快扭转。

在制度演进方面，单伟建认为中国的体制和治理模式并非事先设计的蓝图，而是在应对和解决具体危机与问题的过程中逐步建立和完善的。他举例说，1991年朱镕基任国务院副总理时首先清理三角债，当时全国三角债规模达3000亿元，而前一年GDP仅1.8万亿元；通过重点清理固定资产投资项目拖欠，1991至1992两年间政府以银行贷款为主注入清欠资金555亿元，清理拖欠款2190亿元，为后续改革扫除障碍。此后国企改革需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，到90年代末社会保障体系成形；分税制、金融市场体制乃至环境保护体制也都在解决重大问题中建立。他还提到，1998年长江洪水后国家推行退耕还林还草，知识产权保护在实践中不断加强，2013年太盟投资一家音乐版权公司，正是由于中国司法系统越来越有力地执行知识产权保护，该公司形成核心竞争力并成功上市。

关于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冲击，单伟建表示影响尚无确定结论，难以用制度预先约束。他透露，一个月前太盟曾准备投资一家印度IT服务公司，但鉴于AI成本可能低于印度人力，请专家评估后最终未投。他相信科技促进生产效率提高总体上是好事，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有社会主义优越性，不用担心过度贫富不均，问题出现时总能找到解决办法。对于企业出海，他持严重保留态度，认为对大部分企业来说出海不见得是好事，过去十年许多中国企业出海收购外国公司失败例子很多；同时地缘政治风险不容忽视，中国对外净资产头寸官方数据居世界第二，若将香港和大陆净头寸合计至少5.5万亿美元，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净债权国，在当前地缘政治格局下存在巨大风险。